“东方”绝不止于汉地或中国。作为北京大学原“东方语言文化系”的毕业生2025最可靠的网上股票配资公司，课余读金庸小说时，肯定会注意到书中那些跟这片土地有关的内容。不过，金书中来自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的人事既少且不重要。而与从北方草原到地中海这一片地方有关的人物、事件，出现最集中、作用也最重要的金庸小说，必然是《倚天屠龙记》（下文简称《倚》）。前辈学者也早已注意到此。其中，注意者最多，论述文字也最多的，大概要数涉及中古波斯诗人峨默·伽亚谟（今通译奥马尔·海亚姆）的内容。严晓星《金庸识小录》中有专篇《峨默及其诗作》。学者之外，陈志明《金庸笔下的文史典故》、填下乌贼《金庸笔下的真实大历史》等也都提及。其次则应是本书中与明教，即中国化的摩尼教有关内容，而这些又往往要联系吴晗写于四十年代的一篇论文《明教与大明帝国》。就此题目，《金庸识小录》中有专篇《明教·明朝》。海外华人、世界知名摩尼教研究专家刘南强，甚至为1998年的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写过一篇英文论文，题为《事实或虚构：金庸〈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摩尼教）》。后来穆宏燕又有文化随笔《小昭的哀怨》。不过此类题目仍未穷尽。笔者积历年来读书所得写成一组读书札记，即以“识小补遗”作为总题。金庸小说有三大版本体系，下文分别简称“连载版”“修订版”“新修版”。金庸已逝，所有关于其作品的讨论均已无法对证。笔者只希望自己的立论有一定文献基础，且逻辑能够成立，从而能将相关讨论稍微推进。
《倚天屠龙记》（明河社版）
一、与波斯基本无关的“波斯”
此类乍看似乎说的是波斯，但细察则会发现，最多是与西方人笔下的波斯有关而已。其中与波斯联系最紧的一条，当属明教紫衫龙王黛绮丝。这个汉波混血美女的名字，初见时大概除了一股鲁迅《咬文嚼字（一）》中所谓“轻靓艳丽”感之外，不觉有异。但“绮”字旧读并非今日正音qĭ，而是yĭ（印象里金庸就发音yĭ，惜暂无法核实）。这样一来，此名发音就非常接近一个西方文学形象：Thaïs泰伊斯。这是一个古希腊女名，重名文学形象不少。与波斯有关且有名者，莫过于传说中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名妓。传说亚历山大东征时带其随军；而正是此人，在亚历山大攻克波斯都城波斯波利斯之后的酒宴上，诱导大醉的亚历山大焚毁了波斯波利斯。与此传说相关最有名的英文文学作品，当属十七世纪英国桂冠诗人约翰·德莱顿的《亚历山大的宴会，或音乐的力量》。其中 “唯勇士方配美人”一句，已成英文名句。《倚》中的黛绮丝，嫁给孤身前来中土明教总坛光明顶替父报仇的韩千叶，也可算符合此句；而后来明教高层因她而分裂，似也暗合泰伊斯红颜祸水的形象。金庸英文优异，读过德莱顿名作应不奇怪。故黛绮丝这个人物形象，可能受此诗影响，亦即化用了西方典故。
黛绮丝之后，明教“紫白金青”四大护教法王绰号亦属此类。严晓星《金庸识小录》，头一篇即《紫白金青》，分析四大法王绰号中四种动物的来历。其溯源已相当深入。只是严先生文中虽然提到，这四种动物里，除“龙”用的是它在中国语境下的正面意义之外，鹰、狮、蝠，使用的都是其在西方文化中的寓意。但没有提到的则是，在伊朗文化中，只有狮一种动物经常与王权有关，如革命前伊朗王国国旗上的雄狮太阳图案。虽然伊朗神话中的神鸟“胡玛”综合了鹰的形象，但鹰本身在波斯文化中的出现频率并不高，也很少与王权相关。蝙蝠在伊朗文化中则非常罕见。至于“龙”，波斯语中今天汉译为“龙”的那种传说动物，与西方传说故事中的“恶龙”更为接近。动物之外，四大法王绰号里的颜色，至少紫白二色，情况也类似。紫色从古希腊开始，在西方就经常是王家专用色。而白色本身虽没有王权寓意，但如果与“眉”与“鹰”组合在一起，则可以让人联想起美国国徽上的白头海雕，也是权力象征。总之，这四个绰号里使用的意象大多来自西方，而非波斯或近东。当然，无论波斯还是中国的摩尼教，历史上根本也没有什么“护教法王”。
王晶执导的《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剧照
最后，书中对波斯人外貌的描写是：“只见船上一干人个个黄发碧眼，身材高大，均是波斯胡人。”然而事实上，伊朗人的发色瞳色多为深色。上世纪中叶彩色影像资料尚少，金庸可能并未见过波斯人相貌，想当然用欧美人推测了。
二、确涉波斯的内容
首先是书中所写的摩尼教（明教）。虚构明教人物方面，有宝树王、风云三使、光明（左右）使者。《倚》中所谓波斯明教十二宝树王之名，最迟2007年陈志明《金庸笔下的文史典故》中已点明，来自敦煌《摩尼教残经》中的“十二明王宝树”。他们具体每个人的名号，也都直接来自经文。而风云三使名号，除“妙风”见于敦煌《摩尼教残经》外，辉月、流云二名，不见于任何摩尼教出土文献，纯属金庸自撰。且即便“妙风使”一名，也直接与文献抵触。因为按敦煌《摩尼教残经》，妙风是与清净气、明力、妙水、妙火并列的“五明子”之一，并非真人。无论五明子还是十二明王宝树，在摩尼教中本来都不是人，而是神明。甚至五明子本先于十二明王出现，前者地位高于后者；而不是像《倚》中那样，风云三使要向宝树王行礼，“神色极是恭敬”。至于杨逍与范遥这对光明左右使者，先前已有人注意到，连载版从纪晓芙对灭绝师太第一次提起杨逍，到昆仑山三圣坳杨逍本人初次登场时，对他的称呼都只是“光明使者”。至于“光明使者一左一右”，杨逍只是左使，右使姓名江湖上无人知晓，要到峨嵋派奔赴光明顶路上，才由灭绝师太说出。于是有人怀疑，金庸最初的想法里可能只有一名“光明使者”。但无论此说成立与否，这个职务名称，都和历史上的摩尼教不符。因为《摩尼教残经》明文提到，“光明使者”就是“摩尼光佛”，也即摩尼教教祖摩尼。
摩尼教僧侣在办公桌上写作。摩尼教抄本残页“MIK III 6368”正面，手稿来自高昌遗址。
福建晋江草庵摩尼光佛像，2021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摩尼教残经》写本照片
其次是明教各种习俗及教史。《倚》中提及的大部分明教习俗，如素食、裸葬、白衣等，均有古籍可考。陈志明书中皆一一列明出处。不过小说中的叙述，包括所谓杨逍著《明教流传中土记》，更直接的来源，应是陈垣1922年初发，1934年二校的《摩尼教入中国考》，和法国沙畹、伯希和1911-1913年著，冯承钧1927年汉译，1931年出版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前文提到过的刘南强论文，已经注意到“明教流传中土记”与陈垣文题之类似。两篇长文搜罗宏细，陈文还一并刊布了两种敦煌《摩尼教残经》。这几种材料，无论在内地或香港大型图书馆里均不难获取。且以金庸初办《明报》时，报馆的人手及工作强度，他恐怕是没有时间自己或委托他人查阅古籍中原始出处的。不过也有若干例外。如所谓明教白袍上绣有火焰图案，教众双手十指张开，于胸前作火焰升腾状的手势，都不见于记载，应是小说创作。而例外中影响最严重的，当属灭绝师太所谓“魔教以火为圣，尊火为神”；说不得所谓“明尊即是火神，也即是善神”。虽然属于善神阵营的五明子中确有妙火一位，但全书中圣火的地位之高，实在不像是在崇拜“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的摩尼教中，而更像祆教，即祆教教外习称的“拜火教”所为。《倚》中并无“祆教”或“拜火教”字眼；但由于书中描写本就有混淆两教之嫌，再加上改编影视作品推波助澜，如王晶1993年的电影《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开头便说“从波斯传入中土的拜火教，他们自称明教”。故而普通观众多有人将两教混为一谈。及至本世纪，甚至伊朗企业都开始拿“小昭”、“明教总坛”之类，作为在华推广伊朗旅游的噱头。这一点后文还会提及。
王晶执导的《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
接下来是摩尼教历史时间线。穆宏燕在《小昭的哀怨》中已经提及，蒙古时代，伊朗本土的摩尼教已消失若干世纪。所以，《倚》中所谓“波斯总教”，其时间框架便不合历史，只能是小说家言。
最后是明教与明朝国号。《金庸识小录》中，前文提到过的《明教·明朝》即专论此事。该文也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明朝国号来自明教之说，在学术界颇受挑战。不过许是此篇写作时间较早，文中并未提到，2004年出版的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一书，已基本将此说否定。当然，杨书纯为历史学著作，并未涉及通俗小说。
《倚》书中还将一批本非摩尼教中人的中国人和波斯人说成是明教中人。中国人方面，所谓“明教五散人”、“徐达、常遇春、朱元璋、陈友谅等人都曾入明教”等，也都只是金庸的小说家言。元明之际，有文献可征的明教分布地域，仅限闽浙沿海狭长一带，根本不在元末农民起义主要地区，即上述诸人活动范围之内。
而波斯人方面，着笔最多的此类人，即“山老”霍山。陈志明、填下乌贼等人早已指出，历史上的霍山，即哈桑·萨巴，与摩尼教无关。严晓星、陈志明等人还指出，《倚》中霍山相关故事，主要亦本自郭沫若《鲁拜集》“小引”，此外尚有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中相关记载。不过，所谓霍山是武术高手，自创邪门诡异武功，并制造圣火令，将其要诀刻于其上，则只能是金庸的小说家言。另外，郭氏“小引”中的“尼让牟”，在《倚》中作“尼若牟”——或许因为周芷若是《倚》中一主要人物，故金庸亦用自己笔下人名用字替代郭氏用字？
霍山之后，《倚》中描写最多的明教之外波斯人，当属大诗人峨默，即莪默·伽亚谟，据波斯语发音译为奥马尔·海亚姆。《倚》中殷离在船上神志不清时唱的“波斯小曲”，两句歌词改编自郭沫若译本峨氏《鲁拜集》中的两首诗，严晓星、陈志明等人亦早已提及。严晓星在《峨默及其诗作》中且已注意到更多细节，如：《倚》中所叙之峨默、尼若牟、霍山三人故事，大部分亦本自郭沫若为此译本写的“小引”。金庸在1955年12月22日香港《大公报》“影谈”专栏，以笔名“姚嘉衣”发表过一篇《脱衣舞与鲁拜集》，正谈及此译本。甚至《倚》连载版中，讲述峨默等人故事之后出随文注释，亦专门提及此译本。但修改版中已将此注删去——“大约考虑到阅读效果”。当然，考虑到后来《鹿鼎记》第四十八回中，对郭的称呼已是“考古学家如郭沫若之流”，严文此处亦可能有留白。
《鲁拜集》，以及本出自帖木儿帝国时代文学史家倒剌沙·撒马儿罕地所著《诗人传》的峨默、尼若牟、霍山三人同学故事，是《倚》书涉及仅有的真正有近东源头的文学作品。不过，从各种线索推断，金庸写作时，主要参考的是郭沫若汉译本《鲁拜集》；而这个译本是转译本，它所直接翻译的，还是英国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此英译本是全世界影响最大的《鲁拜集》译本，但早经欧美学者研究，与原文出入甚大，几可视为再创。
郭沫若汉译本《鲁拜集》(1920年代)
此外还有一点：无论郭译《鲁拜集》还是金庸《脱衣舞与鲁拜集》，均写作“莪默”；而《倚》中只作“峨默”。笔者怀疑与“尼让牟”改作“尼若牟”类似：因为峨嵋派在《倚》中分量颇重，故金庸顺手便用了峨嵋之“峨”字？
总之，虽然1993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第8版报道，北京大学考古系晁华山教授在发掘吐鲁番摩尼教石窟后，曾致信金庸，称“《倚天屠龙记》中对摩尼教教义的阐述和许多教规、习惯的描写，真是难得的准确”。但读者其实更应该注意的，恐怕是这句之后的话：“当然，这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小说家可以用想象虚构自己的作品并使之充满诱人的魅力，而科学只承认事实，准确的事实。”
三、“四美”故事及其可能借鉴对象，及涉及到的各种“东方学”
张无忌与四美的故事，历来为普通读者读《倚》时所乐道。但如果细看，这一部分大概也是金庸作品中可能对涉及近东的西方文学作品借鉴最多，萨伊德式的“东方学”气息最重的。
四美的命名，虽与可能借鉴的西方作品无关；但四美中篇幅最多，最主要的赵敏，金庸给她起的名，以及对其一家人名字的介绍，恐怕正是他如萨伊德笔下的西方人一样，“想象”蒙古文化的结果。书中借范遥之口说，汝阳王察罕特穆尔，他儿子库库特穆尔，以及女儿，“其实他们姓特穆尔，却把名字放在前面，这是番邦蛮俗”——然而历史上的李察罕是乃蛮人，其外甥兼养子王保保，以及保保之妹王氏观音奴，二人生父赛因赤答忽是蒙古人。元代无论蒙古人还是乃蛮人，并没有西欧式放在名后的姓。察罕特穆尔，库库特穆尔，就是这两位的蒙古语名字；李和王分别是他们的汉姓。至于李察罕属乃蛮氏，赛因赤答忽属蒙古伯也台氏，这是他们的氏族名，不能看作姓。且金庸使用的汉字“特穆尔”等，是乾隆修订三史时按清代蒙汉对音选用的，而非元明根据当时蒙古语发音选用的“帖木儿”之类。考虑到早在《射雕英雄传》里，金庸就将《蒙古秘史》中的“豁真”改为“华筝”，“者勒蔑”改为“者勒米”，大概他对译音用字有“求雅”的倾向——《倚》写作时，赛因赤答忽墓志尚未于洛阳邙山出土，否则如果金庸得知墓志上将王保保的蒙语名写作“扩廓铁穆迩”，是否会采用呢。无论连载版的“明明特穆尔”，还是修订之后的“敏敏特穆尔”，既不存在前两个字对应的蒙古语单词，也不存在这样的蒙汉双语人名。这应该纯属金庸认为“特穆尔”是姓，再加以自己设计而成。
赵敏在连载版中本叫“赵明”。早有人怀疑这就是金庸在初创时对这个人物的偏爱，连载版中直接用自己《明报》之名给她起名。直到修改时金庸才想起，作为一开始要剿灭明教的角色，居然给自己用“明”字起汉名，岂不矛盾？方才将外孙女的原名“赵敏”，与角色名对调。笔者记忆里最晚是世纪之初，天涯论坛便有人提及，“敏敏特穆尔”一名毫无依据，也没有这种后置的蒙古语姓氏。但即使更加注意符合历史的新修版也没有修改，大概此条民间意见并未上达金庸。此外，元史专业的学弟告诉我：元代贵族称谓较汉人王朝简单，凡诸王之女均可径称公主，并无汉人王朝公主郡主县主等等讲究。所以，无论连载版的“绍明郡主”，还是后来的“绍敏郡主”，又纯属金庸的想象。当然，新修版也没有修改这里。
2003年版电视剧《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
周芷若这个名字多被读者认为是金庸笔下最美女名之一。这个名字本身没有赵敏名号那么大的瑕疵，唯一的问题是新修版中对其来历的解释有误。《倚》小说先后三版，修改幅度之大在金书中数一数二；而周芷若这个人物的修改幅度，又在全书人物中数一数二。连载版里她是明教弥勒宗反王周子旺之女，也算个草头公主；如此起名似不难理解。修订版去掉了这个设定，但让她提到“先母薛氏，祖上却是世家”，于是这样起名也能说通。但到了新修版则改为“我爹爹因为我生在湖南芷江，给我起名周芷若”——早有网友注意到，“芷江”可是清代才出现的地名，这样改动反而改出了新纰漏。对这个纰漏，笔者能想到的解释是，大概湘西经历确实给金庸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他主要在沅陵一带活动，离芷江尚远；但”芷江“这个地名可能也让他印象颇深，甚至可能正是当初金庸想出“芷若”一名的真实灵感来源。
小昭一名从发音推断，应该纯属汉语命名，与波斯语和这个人物的汉波混血血统无关。“昭”、“明”二字意义相近，还有“昭明太子”这个名号直接并用。笔者怀疑“小昭”这个名字与当初连载版的“赵明”有关，且这两个人物在书里确实也关系匪浅。下文会展开。
殷离单名一个“离”字，似乎暗示了她的结局。这个名字可解释之处不多，但她的结局则对全书颇为重要。刘国重在《金庸师承考》里已经提出，英国小说家司各特名作《艾凡赫》，对金庸小说影响甚大。他举出对一般读者而言应该最为熟悉的例子：《神雕侠侣》里的李莫愁，临终时仍在火中唱“问世间情是何物”，歌声凄厉，直到被烈火吞噬；与《艾凡赫》中的乌尔丽加，放火烧掉诺曼人的城堡，在自己也葬身火海之前，走到箭楼顶上吼叫出撒克逊人异教时代的战歌，两个情节酷似。但刘书中都已经提到了，司各特在《艾凡赫》中，拗不过出版商，将本打算就写死在这一战里的撒克逊王室末代王子阿特尔斯坦放到后文复活；却没有提殷离的死而复生，正与阿特尔斯坦的一样牵强。不过，司各特本人在复活情节后面加了注释，说明让这个人物复活并非出自作者本意。此后又颇费了些笔墨，描写他如何大难不死，又恢复知觉回到家里，以及最后解除与罗文娜的婚约，成全艾凡赫与罗文娜——本来用他的死就能为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铺平道路；但因为出版商对这个人物的偏爱，给司各特又平添了事端。而金庸对殷离被张无忌认定死去并埋葬后又死而复生，连圆场的笔墨都不多，导致张无忌“医术高超”的设定出现严重矛盾不说，还在她刚解释完自己为何不死之后，就让她宣布自己并不喜欢现在的大张无忌，而要去寻找那个“狠心的凶恶的小张无忌”，并立即离开，结束了她在全书中的情节。以连载版情节看，周芷若杀殷离在前，但书末她自知罪孽深重，出家赎罪，让殷离复活似并不影响周结局，关系不大；而全书结局是张无忌只与赵敏终成眷属，殷离复活对这条主线必然构成干扰，必须让她离开。然而这个插曲如此简短，效果只能比阿特尔斯坦复活更突兀，更不易理解，几乎成了全为引出殷离临走前说的那番话，可视为《白马啸西风》篇末“那些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的另一种表达，来服务的（两作写作均始于1961年下半年；但《白》当年写完；而《倚》连载至此已是1963年。故这段话应作于《白》写完之后）。如果金庸初创此段时，的确自觉不自觉受到了《艾凡赫》的影响，那恐怕这影响不算很高明。但后面两次修订时，又正是殷离未死的设定，使得周芷若留下来，张无忌还有可能接受她的新情节更流畅了；甚至殷离那番话，还成为了修改后的全书末章回目“不识张郎是张郎”的来源，作用更加重要。笔者对此改编的疑惑，一时仍想不出合理解释。难道金庸从初创时，就已经有了修改的想法？
张无忌与四女的情感纠葛中，殷离这段相对其他几人都更为游离，且有虎头蛇尾感。而另外三女与张无忌的情节，不能不让笔者想起一部西方文学作品：文艺复兴末期，意大利著名诗人塔索的史诗《耶路撒冷的解放》（或译《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下简称《耶》）。它的时代背景是十字军东征期间，也就是西欧人与近东人作战期间。其情节全发生于近东，诗中的三个主要爱情故事，其女主人公克洛琳达、阿尔米达、艾尔米妮娅三人，也都是东方人。
《耶路撒冷的解放》1590版封面
前文已经提到，赵敏，即连载版的赵明，和小昭二人名字似有渊源；而《耶》中的克洛琳达和艾尔米妮娅两人则确有渊源。虽然二人家世不同：克洛琳达本是埃塞俄比亚的公主，后来辗转经埃及去了波斯，成为穆斯林阵营中数一数二的女将；而艾尔米妮娅是安条克的公主——对比赵敏是元朝诸王之女，小昭则是波斯明教圣女之女，后来还继任了圣处女一职。但《耶》中，艾尔米妮娅辗转来到耶路撒冷后，就和前来增援穆斯林一方的克洛琳达成为好友，且先后与同一男性，即十字军主将坦克雷德产生了情感纠葛，且两段纠葛有共时。只不过不同于赵敏、小昭都爱上张无忌，张也对她们二人有情；《耶》中的情感基本是两段单相思：坦克雷德在耶路撒冷城外偶遇克洛琳达，对她的美貌一见钟情，不可自拔；而艾尔米妮娅则是因为安条克城破之后，十字军只有坦克雷德遵守骑士精神，对她以礼相待，而爱上了他。后来坦与克战场相遇，坦甚至在战场上对她诉说衷肠，乃至一怒之下前去追赶击伤了克的十字军人；而艾则因为感情不可抑制，甚至偷偷穿上克的铠甲，前往十字军营地，希望见到坦。但后续发展，《倚》与《耶》则颇有不同：赵敏虽然一开始站在元廷一方，对江湖各方反元势力造成重大伤害；但爱上明教教主张无忌后还是离开父兄，与张无忌在一起。小昭则一直跟随母亲站在明教一方，后来为母赎罪，继任波斯明教圣处女，远赴波斯，与张无忌天各一方。而克洛琳达在世时，一直是穆斯林一方的骁将；直到最后一战之前，才被抚养她长大的老宦官告知：她本是基督教国家埃塞俄比亚公主，只是因为生下来就肤色白皙，母亲害怕引起父亲猜忌，才将她交给宦官，命令宦官带着她逃去外邦避祸，被当成穆斯林抚养长大。老宦官曾得到托梦要他为克施洗，回归基督教；但克没有接受，继续为穆斯林作战，结果在夜战中被坦克雷德误杀；不过死前终于让坦为她施洗。坦发现自己误杀了爱慕对象之后，一度悲痛欲绝，最终按骑士礼仪将克埋葬。而艾尔米妮娅则偶遇前来穆斯林军营中刺探情报的坦克雷德之仆瓦弗里诺，于是将穆斯林一方的重大计谋告知瓦，并坚决要求瓦带她前往十字军阵营。途中二人偶遇重伤昏迷的坦克雷德，艾主动为他疗伤。坦清醒后，艾对他袒露衷肠，于是坦命瓦带她进入十字军营地。诗中对她的叙述到此为止，作者塔索在给自己恩主的信中说，她的结局可能是进入修道院成为修女；但并未兑现。研究者则多认为这只是为了讨恩主、枢机主教贡加扎的欢心，以帮助此书通过教廷的图书检查而已。
对比之下，除郎情妾意和单相思的不同之外，赵敏与克洛琳达的结局相反，小昭与艾尔米妮娅的结局也不相同。但四人都高贵美貌。赵敏在《倚》篇幅已过半才出场，而克洛琳达则是在《耶》第十二歌就告死亡，仅出现在全书前五分之三章节。赵敏的前期和克洛琳达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男主人公的头号劲敌。而赵敏后来改换阵营，克洛琳达死前改宗，二人的立场转变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二人结局不同，填下乌贼曾在《金庸笔下的真实大历史》中提出：历史上的王保保之妹观音奴，落到朱元璋手中后只是政治工具，被指嫁给朱次子、秦王朱樉，命运悲惨，最后为朱樉殉葬。会不会是金庸有感于这段历史，于是在小说中将王保保之妹写得如此光彩照人？小昭爱上张无忌的理由，和艾尔米妮娅爱上坦克雷德颇为类似，也是因为只有张无忌善待她：前在光明顶杨不悔处救了她一命，后又取来倚天剑砍断了她的手铐脚镣。小昭自称愿做张无忌的“小丫头”，艾尔米妮娅也自称是坦克雷德的“忠仆”。虽然小昭没有艾尔米妮娅的医术，但也曾照顾在光明顶身受重伤的张无忌；特别是她带张无忌进入光明顶密道，获悉阳顶天遗命，取得乾坤大挪移心法，又让张无忌读到并开始修习。这些都对张无忌有巨大的帮助，与艾尔米妮娅告诉瓦弗里诺穆斯林军计策的作用，至少一样重大。至于在《倚》连载版、修订版里，小昭最后和张无忌“东西永隔如参商”，则可能是因为到《倚》初创时为止，金书男主人公的爱情线还只能“从一而终”，于是必须让小昭走？
2003年版电视剧《倚天屠龙记》中的赵敏（左）和小昭（中）
至于《耶》中第三位主要异教美女阿尔米达，其爱情纠葛是双向的，但并不是和坦克雷德，而是和十字军另一骁将里纳尔多。阿是穆斯林一方巫师伊德拉奥特的侄女，受命前去色诱十字军将领，在他们之间制造不和，并尽可能诱惑他们叛离十字军。在这方面她一度取得重大进展，不仅诱惑到一批十字军将领叛逃，甚至曾困住坦克雷德。但这些人后来都被里纳尔多救出；而里自己却败在她手下。然而阿爱慕里的英俊，不仅没有加害，还将他带去自己的领地，施魔法将他困于自己的温柔乡中。后来她的魔法被十字军一方打破，里纳尔多回营，于是阿对里由爱转恨，来到穆斯林阵营中，凭自己的魅力，又吸引到几位穆斯林勇士为自己服务，要求他们杀死里。然而在十字军面前，连阿的魔法都无济于事；最终耶路撒冷城破，穆斯林勇士尽数阵亡。阿在战场上遇到里，想亲手射死他，却终因爱意尚存而无法得手。最终她战败后即将自尽时，被与她一样未能忘情的里救下，二人重归于好。
周芷若这个人物从出身到结局，《倚》三版改动甚多。但美貌带来的巨大诱惑力，曾取得重大进展，一度战胜过主要男性角色并对之造成巨大伤害，爱情与功利目的混杂，诱惑对方最终失败，因爱生恨到想杀死对方却因旧情未了而不能实现，这些特点都一直共存于周芷若和阿尔米达两个人物身上。至于周三版结局各不相同，整体上似乎是从跟赵敏“善恶相反”，“一个由恶变善，一个由善变恶”，于是自然败给赵，让张赵专一白头偕老；变得更接近《耶》中的团圆结局。当然，周、赵、昭三人都和张无忌有爱情纠葛，《倚》的情节比起《耶》来，无疑更加复杂而有戏剧性。
当然，金庸到底有没有读过《耶》就是个问题。鉴于《倚》初创时，《耶》尚无汉译本，而金庸也不懂意大利文；他即使能接触到《耶》，应该也只能是其英译本，或者英文的改编简写本。《耶》是文艺复兴末期名著，无论金庸1944年挂职的中央图书馆，1946年插班入学的东吴大学图书馆，还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各大公共图书馆，入藏相关书籍都应不难。但时至今日，这个问题恐怕已经很难有答案了。而且一见钟情、报恩委身、弃父从夫、误打误杀、因爱生恨、下不去手等等，都是同时常见于雅俗文学中的爱情母题。只是二书各三个主要女性人物之间，分别有如此多的对应，就实在让笔者不免有《耶》是否直接间接影响到《倚》的疑问了。
本章开头说过，张无忌与四女的情感纠葛，大概是金庸作品中可能对涉及近东的西方文学作品借鉴最多，萨伊德所谓“东方学”气息最重的部分。《耶》无疑是涉及近东的西方文学作品；《艾凡赫》也是，它的时代设定是第四次十字军时代，主要男性人物大半是从巴勒斯坦归来的十字军人。不过，《耶》作者塔索读过描写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严肃史书，对这支十字军成员的真实面目有所了解。只是时代限制，他不可能公开发表把这些人写成负面人物的文学作品。只能是加大爱情因素，减少描写他们“英勇事迹”的篇幅；同时也没有过度贬低诗中的穆斯林人物。三个主要东方女性角色到最后无论死活，都改换阵营到了基督教一方，这在当时大概不可避免；而在这三人之外，他实际将很多穆斯林战将都写成了保家卫国的悲剧英雄。总之，塔索是有意摆脱西欧人对东方传统偏见的，这也使得《耶》这部史诗成为了洋溢着人文主义气息的名作。《艾凡赫》成书于十九世纪，当时欧洲各族对犹太人的偏见，较之中世纪已大大减少。司各特在本书里创作的主要两个犹太人形象，蕊贝卡之父艾萨克仍然带有中世纪以来犹太商人文学形象的一贯特点：精明，胆怯，爱财；但蕊贝卡这个形象则聪慧善良而坚贞，完全是正面的。只是书中着墨甚少的圣殿骑士随从、也是十字军战争中战俘的撒拉逊黑奴形象，则狡诈残忍，仍然带有西欧人对阿拉伯穆斯林的偏见，符合西方对“东方男性”的东方学式想象，甚至带有种族主义气息。
著名金庸评论者如陈墨大多认为，金庸最初的武侠小说带有鲜明的“汉本位”色彩，《倚》之前问世的所有作品，都以汉族侠士抵抗满（女真）蒙侵侮为主要情节；直到《倚》连载版，才以赵周二女善恶颠倒，张无忌与赵敏最终厮守，开始打破这一程式。但笔者则认为未必尽然。毕竟从供职《大公报》到创作《倚》之前，金庸即使已经离开左翼文化阵营，但尚与之保持不错的关系，其思维模式也受左翼思想强烈影响；而左翼直接影响下形成的香港新武侠小说，无论如金庸写宋末明末，还是如梁羽生《龙虎斗京华》直接写庚子国变，实际目的都是唤醒港人乃至全国人的爱国热情，并不限定保卫汉族政权。《碧血剑》中，对皇太极的描写就突出其志向之大与谋略之巧，颇为正面；对明廷描写则偏负面。虽然从《书剑恩仇录》到《倚天屠龙记》，金、蒙、元、清均是反方；但反是因其民族压迫、劫掠滥杀，而非单单因其非汉族。甚至早在1961年稍晚于《倚》开写《白马啸西风》，描写“唐太宗强迫高昌人汉化，高昌人坚决不从”（并不符合历史）之前，金庸1956年在《大公报》“三剑楼随笔”专栏，就曾写《马援与二徵王》，以东汉为“大国主义”的侵略方，这个立场其实是与当时内地主流史观一致的。若说金庸有“汉本位”观念，大约仅限于如胡文辉一篇评论标题所写：“床上的爱国主义”：直到《倚》初创，金书中所有涉及主角的跨族恋爱，均是汉族男性与非汉女性；且《倚》之前所有此类恋爱均以悲剧收场：陈家洛为了“反清复明”，不惜献出爱人喀丝丽，最终导致后者自杀；郭靖与华筝之间则更多是华筝对郭靖的单相思，最后华筝犯下大错导致郭母殉难，郭靖归宋，华筝远走西域，孤老终身。直到张无忌与赵敏才终于打破悲剧模式；但也仍然是汉族男性与非汉女性恋爱模式。胡认为这实际仍是“隐秘的男权主义”，是男权社会旧观念的残余，且无分东西方皆有之，只是金庸的表现方式无伤大雅而已。笔者亦基本赞成；只是想再补充几点：
一、无论《大公报》还是《明报》，连载新武侠小说的最主要目的，都是吸引读者（是否为了盈利则是另一个问题）；故恐怕这种“隐秘的男权主义”，也不完全出于作者本意，而是还要迎合当时香港读者口味。毕竟香港未经历过内地式的社会变革，某些风气要比内地保守。
二、虽然这种写作方法可能吸引更多读者，但也给作品质量带来问题。不仅是立意不高，而且具体到《倚》，赵敏从敌对到爱上张无忌，转变过于迅速，铺垫太少，情节设计也存在瑕疵——甚至导致赵敏在绿柳山庄被张无忌点足心穴道受苦之后，却首先爱上张无忌这种情节，似乎只能用受性虐倾向来解释才通顺，更有拉低作品立意之嫌。
三、再仔细观察会发现，赵敏所谓“敢爱敢恨”，包括迅速爱上张无忌，似乎是用一句“蒙古女子，要爱便爱，要恨便恨，并不忸怩作态，本和中土深受礼教陶冶的女子大异”就解释了。而黛绮丝的脾气古怪暴戾，干脆连解释也没有。虽然这些在通俗小说中一带而过的内容不会引起多数读者特别留心；但单论它本身，就有点本质论气息了，而且是带着强烈东方学味道的本质论：无论蒙古，还是波斯，都只是一个本性不同于中原的“他者”。因此，文学作品中的这些人无论有何种中原人眼中的古怪行为，是好是坏都不足为怪，直与西洋景无异，甚至与现实中这些人是否如此也无关——这与萨伊德笔下西方的“东方学”中，“东方”这个被想象、被构建出的“他者”，地位完全相同。无怪乎早有大量散文论文，描写论述“中国（或就说汉人）式的东方学”、“（中国）内部的东方学”，等等。虽然1961年10月2日《明报》曾有社论《西藏与外蒙都是中国领土》（可见内蒙等地更不须问）；但从《倚》中的描写来看，金庸当时对这些地方的观察角度仍不是平视，多少带有以中原为中心的猎奇意味——虽然可能也不完全是他本意。
四、上一点中笔者曾言，文学作品中对外族人的描写“甚至与现实中这些人是否如此也无关”，根据首先就是上文提到过的，金庸给赵敏起的名号，完全不符合元代蒙古族实情。但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金庸之所以会有这些错误，很可能是因为他把香港较容易接触到的英语民族情况，套用在了其他族人身上。比如“姓在名后”，这是典型的今日欧美各族，包括英语民族的习惯。而更清晰的例子则是《鹿鼎记》中，所有俄国人，不分场合，均称自己的情人或爱人为“甜心”，这明显是英文sweetheart的字面翻译，与俄语的习惯，比如使用情人名字的小称、爱称，或者直称“亲爱的”，甚至“小猫咪”之类，完全不符——其实早有网友感觉，金庸笔下的非汉族女子形象，多是以香港混血“鬼妹”为原型的。再考虑到，即使不算上文中笔者本人推测，《鲁拜集》也是直到有了英译本后才风靡全球，由郭沫若从英译本转译为汉语，进而进入《倚》中的。以英语为载体、由使用英语者创作的信息，在近现代中国了解域外过程中的地位、作用，由金庸小说也可以体现出一二了。
总之，《倚》是金庸作品中涉及东方，尤其近东内容最多的一部。而对其加以分析，则会发现，金庸有关波斯乃至整个近东的知识，应该多是通过英文转手。他阅读的有关近东作品，多数可能甚至并不是近东人创作作品的英译本，而是涉及近东的西欧文学作品，包括非英文作品的英译本。即使有汉文材料，大多也是从英文转译。这反映出近代中国对近东的了解中，英文信息发挥的巨大作用；但也反映出近代中国对近东的了解缺乏直接渠道，且整体相当浅薄。而金庸看待近东，甚至可说是中原以西整个亚洲的视角，则虽然金庸本人受左翼影响颇深，汉本位思想并不严重；但仍不免有中原中心主义（“中国（内部）东方学”）、大男子主义之嫌。且金庸后来修改作品时，虽然重视与实情相符，相关修改颇多；但这些涉及一般汉人所知不多的地域、民族的错误，估计一是知者甚少，无缘引起金庸注意；二是其多数也不算太重要，对主要情节没有太大影响，故基本历三版而未变。金庸已经作古，指出这些不符现实之处，其主要用意也只能是引起后人注意。否则，无论是中原中心主义，或者反向的“自我东方化/他者化”倾向，仍然得不到克服。前者失控就是大汉族主义；而后者的表现就比如前文提到过的，时至今日，部分伊朗企业在做对华的伊朗旅游宣传时，也将本国亚兹德城外的祆祠、寂没塔这些祆教地点，说成是“明教遗址”，甚至“明教总坛”、“光明顶”；给伊朗少女照片配汉语标题作“波斯小昭”之类，仍不时可见——无论是因为不明就里，还是有意为之，都不能让中国受众对伊朗文化有准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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